王亚蓉:古代纺织品实验考古学研究第一人

作者:电子游戏  来源:电子游戏下载  时间:2019-10-08 02:47  点击:

  简单寒暄,落座。她一双素手交叠着放在腿上,蓝色混金丝的衣服映衬着,尤显得纤细;丝丝缕缕的皱纹浅浅地浮着,指甲光洁,唯有略显肿胀的骨节打破了一丝美感。

  她叫王亚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纺织考古学家,古丝绸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人们尊称其“王先生”。这双手织补得了楚锦唐罗。

  2000年元宵节过了没几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徐苹芳给王亚蓉交代了一个任务:“最近不要出京,万一呢!”

  他说的万一,是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驾校环形公路东南段路北山坡上正在进行的老山汉墓发掘。一旦遇到丝织品怎么处理,作为丝织品修复专家,王亚蓉随时要去现场指导。

  这座墓是公安部门破获一起盗掘古墓案时发现的,是自1956年昌平明十三陵定陵和1974年丰台大葆台西汉墓之后,北京再次有“大墓”露脸。

  更难得的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考古发掘现场。一时,这座墓成了很多北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谁都能点评两句。领了命的王亚蓉跟大家伙儿一样,也是透过屏幕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墓室已坍塌,棺木严重挤压。专家直言:“汉墓封闭后的百年内就已经坍塌了。”

  一方面松了口气,应该不会有任务了。因为这是北方,天气半年干、半年湿,墓又是被盗过的,丝织品、纸张等有机类文物,几乎没有生存下来的机会。但更多的是惋惜。

  不过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墓葬的热度,报纸版面几乎天天都有或多或少的消息传出。老山汉墓发掘现场负责人、北京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钰不得不经常出来辟谣。比如“开棺”直播是误传;“便房”不是厕所,是一种墓制结构。

  突然一天夜里,王亚蓉接到了电话。大概内容是,墓葬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坍塌棺板分开的一层和二层间夹着一层丝织品。

  王亚蓉脑筋转得飞快:“既然打开了,就把上面棺板翻过来,先用水润湿了的宣纸蒙在表面,然后用塑料布包上,一定要保湿,一定要避光。”

  “兴奋,第一眼看到特别兴奋。这是朱砂绣啊!”动作举止婉约的王亚蓉,谈到工作,说话却都是直给型,即使自己最初判断错了,也丝毫不加掩饰,“后来,我发现不是。上下(板)都是成吨的棺板,两块板间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棺板上背红色大漆,颜料已经被压进了丝织品。”

  真正的文物提取、修复要挪到屋子里进行。北京市文物局特意协调了一间临时木板房,就在墓葬附近。

  “北方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太少了,别说普通人,考古队的人也都想看。”王亚蓉的办法挺绝——找报纸,把所有的窗户都糊上,处置丝织品不能受到干扰,文物太过娇气。

  即使如今,参与了《大国工匠》拍摄的中国丝织品第一人,谈及出名的感想,一摆手,连摇头:“麻烦!不喜欢。我就想踏踏实实工作。”

  去年年底,王亚蓉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文物学会纺织文物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亮出了自己最新的复织作品:东周双色几何纹经锦。

  现场,她穿一身绛红色旗袍,“粉丝”竞相上前。有人提出:“王先生,您能和我们合个影吗?”也有人问:“王先生,这卷锦的颜色好像比照片上的亮一些……”

  古稀老者恬静地应对,不急不躁。40多年来,她先后参与了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老山汉墓等多处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修复工作,是开展古代纺织品实验考古学研究的第一人。“先生”,这一尊称她当之无愧。

  可在女先生的心里,先生是沈从文。她曾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幸运得一良师,耳濡目染成就今日事业。

  上世纪70年代。王亚蓉是北京玩具厂的美工,一双手细细长长,像是雨后冒尖的新笋。

  七十年代初只要有空儿,她就往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跑。去得多了,一位不认识的长者注意到她。有一次,他俩邻座,老人问:“你怎么不去搞建设?”

  这位长者是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杨纤如。他为有年轻人能踏实读书而开心,于是跟王亚蓉要了电话号码。“我想把你推荐给一位老朋友,他那儿书多,资料全,不过我得问问人家。”

  王亚蓉听了这三个字,压根儿就没觉得能有机会拜见先生。“他的书我读过,《边城》,我很喜欢。”

  已经满头白发的王亚蓉抿嘴笑,指了指靠窗的小桌,最上面有一张A4纸,黑色线条勾勒出几只灵动狗熊,或出拳、或下腰。

  “这就是我的‘入学考试’。”透过圆圆的镜片,王亚蓉眼睛弯成月牙,娓娓回忆:“杨教授带我敲开东堂子胡同里的一扇房门。屋里暗,写字台上亮着台灯,沈先生鼻口间还留有未揩净的鼻血,拿着毛笔正修改文稿。”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好奇地打量——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架上是书,桌上是书,地上堆的还是书,双人床上也堆满了书,四壁凡手能够到的地方贴满图片和字条。“听杨教授讲,沈先生多次被抄家。可如此陋室,鼻子里还塞着手纸的沈先生和老友谈笑风生,我的无知让我无法理解,他竟能如此快乐地讲述他的工作。”

  王亚蓉去求教的次数多了,得知沈从文奉周恩来之嘱要编一本《古代服饰资料》。但“文革”期间,他被这本书所累,挨了不少批斗。曾辅助他编辑书目的陈大章、李之檀、范增等人也都各自忙去了。只有沈从文觉得“不管怎么说搞出来,对年轻人以后会有用的”。

  第一幅画,是河北三盘山出土西汉错金银铜车马器上的六只狗熊的摹绘。“可能觉得我画得能入眼,从此,我就开始追随先生学习,并结识了王 (音旭),一同成为沈先生的助手。”期间工作调动几经曲折。

  在王亚蓉的记忆里,沈从文喜欢别人跟他探讨问题,博古通今的他总能从一个小问题串出一大堆。“他是我见过的真正的男子汉!”王亚蓉用一点一滴,去努力学习先生的品格,“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如果没有这些实物资料,什么纺织考古都无从谈起。”

  王亚蓉第一次参与大型墓葬的发掘,是1982年初,湖北省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发掘。那会儿,她还不是先生,是沈先生的入室弟子。

  这座墓葬是当地砖瓦厂取生产用土时偶然发现的。打开椁板,完整的绢制棺罩露了出来。

  当年,战国时代的丝织品,只有湖北、湖南有些零星的绢织物、锦织物残片、针织物和编织物出土。人们对战国丝织品的认识是:小花回形的几何文锦。

  如果可以完整起取棺罩,将是一个重大收获。主持考古的张绪球、彭浩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夏鼐支持。

  为了怕丝织品在阳光下受损,也怕围观的人太多影响工作,文物起取是在一个寒冷漆黑的冬夜,由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来围圈警戒防护。

  棺材上的椁板取下来了,棺上摆放的竹枝,瞬间由翠绿色变得枯黄。这是考古人的眼福,更是考古人的遗憾。

  “快盖上!”王 命令着,因为兴奋声音走了样。仅一眼,他已经断定:“完好的满棺锦绣,现场不能开棺!”

  运回去?湖北省考古工作人员犯了难。前段时间有个类似的墓葬,棺木运回博物馆的途中,棺内的丝织品在棺液里被晃散了。

  王 是中国考古界纺织品文物保护专家,他四面敲了敲棺木,凭经验判断丝织品饱含水分,但棺内没有积液。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那会儿王亚蓉还是“新人”,没有发言权。

  最后,现场决定按王 说的办。湖北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张剑辉跳上车,高声喊:“王 ,文物要是出了问题,我上北京告你去!”

  大厅里,棺盖徐徐除去,文物毫发无损。“王工!我服!”张剑辉发自内心地说。

  情急之下,水泥地面铺上了板子、衬布成了工作台。王亚蓉拿个小垫子,跪着干。干着干着,垫子就留在了原地,人就跪到了冷冰冰的地上。

  一切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觉得多长几只手都不够。几十天,跪累了就爬,然后再跪,膝盖起了茧。”王亚蓉说,“因为和青铜器、瓷器等不同,这类文物属于有机蛋白类,非常容易遭到腐蚀。墓中出土的丝绸,大多穿在墓主人身上,伴随着尸体的水化而被腐蚀,极难保存。按理说,墓葬千千万万,入土时都有丝织品衣物,但是受地理环境、微生物和尸身水化分解等影响,多数墓葬的丝织品往往一出土便会发生褪色甚至粉化。所以才有千墓难出一件丝的说法。”

  “早期,有些文物报告不重视丝织品文物,可能就写出土了红色的、黑色的丝织品。这就等于没说。更何况,有些丝织品就是泥浆状的,没有临时处置经验的……”还有后半句话,快人快语的王亚蓉没有说。

  停顿了一两秒,她说:“绫罗绸缎,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织造方式。丝织品出土的时候必须清楚,因为太娇贵了,很可能以后就没有了。”

  2007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建议,王亚蓉带着7位首都博物馆的馆员参加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的纺织品发掘保护。因为7位都是年轻女孩儿,所以现场经常有人说 “王先生带着‘七仙女’又下墓了”。

  这个墓葬保存的大量人类遗骸,填补了中国南方地区先秦人类遗骸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先秦时期南方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标尺。

  王亚蓉的电脑里,至今保留着当时现场的一些照片。土坑里,密密匝匝地排列着47具棺木,最密的地方连插入一只手的缝隙都没有。其中可鉴别的人骨均被认定为女性,年龄从15岁到25岁不等。

  万幸的是,因入葬时密封手段较好,且地理环境等机缘,两千五六百年前的织物实体呈现在眼前。“潮湿,每具棺木都浸满积水。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丝织物少受微生物的侵蚀。”

  在墓葬附近有一座粮仓,王亚蓉将这里消毒后,改造成实验室。十台立式空调,室温控制在十七八摄氏度。

  虹吸处置后的棺木里,所谓丝织品在外行眼里就是一块块的泥巴。把每一件再展开,都要依靠微微水波的力量。

  在王亚蓉的主持下,临时工作台搭起来,四周用造塑料大棚的材料建一圈浅池。池子一角放一块海绵,有人拿着盛着水的盆,把手浸湿,水珠顺着手指尖滴答滴答,落在海绵上。

  海绵饱和后,才会向外渗水,池子里的水一点点涨起来,王亚蓉和“七仙女”唯一能做的是用手轻柔地拍打水面,一圈圈涟漪荡出去,漾起千年前的锦绣。

  2摄氏度的水里,年轻的和不再年轻的手毫无保留地浸入。王亚蓉的骨关节也因此变得肿胀。可她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是“幸福与责任”。

  这一场在2摄氏度水中的抢救花费了王亚蓉近两年的时间,每清理一片纺织品,都需要换几十次水。

  坐在棺木前,王亚蓉要用眼科手术里最尖的镊子,将丝织品上的小沙粒一点点挑出来。“动作要轻柔,稍微一手抖就是一个洞。”

  在泥沙里滚了千年的古丝绸,已经很难看出薄厚深浅。王亚蓉拿着羊毫笔,如春风一般轻抚,拂在泥坨表面,一点点扫落粘脱泥土。功夫全在力度的拿捏。

  “即便是纺织物印在周边泥土的印痕纹样,也是一种证据。我们会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手段记录文物出土的样貌,并尽力去保留。”王亚蓉曾在靖安东周的墓葬,找到一件破损不堪只有残存部分的衣服遗存,是左襟压右襟。“空口无凭,这,就为古人右衽穿衣的习惯提供了实物佐证,推论的研究结果是不易站住脚的。”

  黑红似漆器般精美的几何文锦在200度的显微镜下,东周纹理纤毫毕现:经线根。“相当于每毫米内要排列24根经线,而现代高级织品每毫米大约排列10根经线。”王亚蓉赞叹,“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养蚕、缫丝、织造等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地完成,才能达到如此精度。技艺水平的高超不言而喻。”

  仁厚的大地珍存了千年的绝品,不能在自己手里损伤纤毫,王亚蓉更希望它们在自己手上重生。

  她遍访各地,在苏州找到了老织工李德喜夫妇,三人年龄加起来超过了两个世纪。千丝万缕在他们面前,一丝不苟地被梳理着,尝试恢复古法排列。

  从为丝线染色开始,一次次染色、改装经织机进行织造,经过一年多的尝试,第一块唐代法门寺四经绞小花罗被复制出来。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折叠六七层后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报上文字。“刚出土的时候颜色还很鲜亮,但氧化现象等是不可能避免的。不管是对外展览,还是作为资料,总不能拿出来是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啊。”王亚蓉说,“所以再难,我也要把这些文物修复好。”

  如今,在位于苏州的纺织考古实验研究基地,有5台木质大织机,这是王亚蓉和主要助手王继胜先生带着团队,参照古代织机设计制造出来的。四经绞花罗、汉代襌衣、唐代织锦,没落的辉煌被再现。修复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十多年。

  王亚蓉在自述中写道,“我似有一种使命,事业上一个人努力支撑,癌症也好,心梗也罢,居然有惊无险地过来了,带领着北大、复旦、理工大学、服装学院的一批有志研究纺织文化的硕士生、本科生,多年辛勤努力,完成了北京双塔寺、白塔寺纺织品修复保护,研究放置了半个世纪的元代纺织文物,主持江西靖安东周大墓丝织品的发掘,清理了清代六脚趾武官干尸……在这一系列工作中,终于培养出了一批年轻人,沈先生、王先生开创的事业,算后继有人了。”

  如今,王亚蓉的办公室里,桌上是书、柜子里是书,凡触手的地方都是书,每次翻书的时候,她的大拇指弯曲得并不自然,这是常年从事修复工作留下的病根儿。不过显然她并不在意,她总是笑呵呵的,即使描绘曾经的坎坷。

  “我国至少有七千多年的用丝史,因为蚕桑织造和丝绸之路而闻名世界,却很少有对丝织品进行著书立传的传统。一直到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开启了对中国纺织服饰文化系统研究的序幕。我见证了中国丝绸文化的博大精深。”临近采访结束,王亚蓉又一次提起了采访开始时的话题,“丝绸,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中国也一度被称为‘丝国’。可是现在无论是考古队,还是高校,几乎没有专门针对丝织文化研究保护和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我很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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