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瑞与宁波恒丰印染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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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高涨,掀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在这一形势下,早期在宁波萌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机会。宁波恒丰布厂的前身宁波恒丰印染织厂应运而生。它的创办人,是宁波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王稼瑞。

  王稼瑞,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卒于1949年4月25日,今东吴镇童一村人。父王图南,略有文化,曾在自己家里办“小书房”,当地人叫他图先生。王稼瑞十几岁到宁波学做生意,因能力强,担任了宁波江东裕成棉布号的经理,后来,他创办了宁波恒丰印染织厂。

  王稼瑞十几岁到宁波学做生意,因能力很强,担任了宁波江东裕成棉布号的经理。裕成棉布号生产的棉布,销路很好。王稼瑞即着手创办印染厂。1928年,他从裕成棉布号中抽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该厂的创办经费,租了宁波南门外民房20多间,共600余平方米为厂址,定厂名为宁波恒丰印染织厂。

  起初,设备仅有马达铁木布机14台,木制整纱车l部,手工摇纱车20余部,工人五六十人。产品有线呢、条子漂白布等较低档的棉布,由于物美价廉,销路不错。

  不久,王稼瑞发现染色布在当时的宁波很紧缺,便又增添了4台旧式染缸,包括烘燥机、混筒机等,从上海购进白坯布,专门印染元色洋纱类布匹,销往宁波各地农村。

  染织生意越来越好,王稼瑞又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加以扩充。1931年,王稼瑞与股东李贤钊、洪泳樵、王余生、陈元辉等人合伙办厂。其中,王余生、陈元辉为宁波钱庄方面代表。洪泳樵原在上海经营银号,兼营沪甬客帮代购代销业务,经营范围甚广。王稼瑞拉他入股,意为互相利用。股东会议决定,由王稼瑞担任经理,负责该厂对内对外一切事务;李贤钊为协理,管理厂务;洪泳樵负责上海方面的进料事宜。该厂确定资本为1.5万元。

  当时,宁波从事工商业有一个特点,本钱小,生意却做得很大。他们可以依靠信用贷款,即吸收私人存款和向钱庄贷款,所以1万元本钱,往往可以做10万元生意,甚至更多。

  王稼瑞办企业精力比较旺盛,在染制元色洋纱的基础上,又开始印染“士林蓝”布和“海昌蓝”布,添置印花机,印染高档花布。此时的王稼瑞,已逐步从裕成棉布号脱身,全身心投入到恒丰厂的经营中。

  1932年,王稼瑞前往日本,买回印花机全套设备两部,并聘请日本印染工程师一名,让他负责染织业务,生产颜色鲜艳、花纹漂亮的白地“色丁”花布及印花绒布,产品畅销浙、沪等地。当时行驶于沪甬线上的新江天、宁绍、宁兴等客货轮,装运恒丰厂坯布与成品花布、印花绒布及其他原物料等,每班来回都以数以千件计。

  但由于王稼瑞聘请了一名日本工程师,引起民众不满,当时的鄞县县长陈宝麟迫于压力不得不出面干预,王稼瑞只好解雇这名日本人,另雇用俞星官、刘申娣等人为印染工程师。刘申娣原为英商纶昌印染厂工程师,经验丰富,因此印制的印花哔叽、印花斜文,质量不减当年,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英商办的纶昌印染厂,看到恒丰厂生意这么好,蓄意倾轧。他们把每匹布价从6元降到了4元以内。恒丰厂无力竞争,被迫一度停工。纶昌厂在挤垮对手后,又将每匹布价抬高到6元以上。王稼瑞见市价回升,重新借款恢复生产。英商故技重演,对恒丰厂进行反复打压。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恒丰厂业务虽有发展,但道路坎坷,困难重重。

  1933年开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外国列强都竭力向我国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掠夺。

  当时,恒丰厂的棉布存货,约值四五十万元之巨,平时依靠周转快速获取利益,因外货大量倾销,布价猛跌,迫使该厂产品销路不畅,存货积压如山,资金周转不灵。钱庄方面看到这一情况,为保全自身,纷纷向恒丰厂经理索还借款,逼得王稼瑞走投无路,只得停止生产,宣告清理账目。

  其时恒丰厂所欠各钱庄借款在四五十万元左右,有关钱庄如复恒、晋恒、汇源、信源、恒春等40余家组成一个债权团,向恒丰厂索债,双方关系紧张。钱庄方面认为恒丰厂在吃他们“倒账”,要求处理善后。王稼瑞则认为发生这种情况与国际经济危机有关,是天灾人祸,不是他有意拖欠,并抱着“债多勿愁”的态度。经过再三洽谈,最后言明以五折向各钱庄清理债务。

  其中只有一家慎余钱庄,原来规模较小,经理叫王葆初,他借给恒丰厂的钱共10万元,为恒丰厂的最大债权户。由于他熟悉恒丰厂的内部情况,并看到该厂的前途,独他一家不加入债权团。让“慎余”名下10万元债款,给恒丰厂再拖欠一个时期,使得恒丰厂获得了喘息机会。

  恒丰厂在经过债务清理后不久,运往福建积压半年之久、价值达10万元的印花绒布,在西安、兰州等地忽然有了销路,同时本地布价也有回涨趋势。王稼瑞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将积压在福建的棉布运回,转卖给天津客帮。与此同时,该厂在上海的股东洪泳樵,为了挽回恒丰厂危局,在沪组成银团前来放款支持。其时该厂大部分钱庄欠款已按五折清理完毕,独有慎余钱庄一家10万元未在清理之列。由于厂内情况好转,积压棉布逐渐打开销路,为感谢慎余钱庄在困难时期对恒丰厂的帮助,王稼瑞将这笔借款连本带利如数归还给慎余钱庄。

  这次经济风潮,恒丰厂和王稼瑞本人只是受了场虚惊,真正吃亏的倒是“慎余”以外的几十家钱庄。他们以五折收回贷款,合计损失十余万元。

  王稼瑞在经受了这场风潮之后,雄心不减当年。鉴于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商埠,他认为到上海去开厂,条件要比宁波优越,于是经过周详计划,并取得合股股东同意,于1934年至1935年到上海的马浪路(后改名马当路),租下美亚绸厂的空厂房,创办了上海恒丰印染分厂。

  分厂开设之初,因资金有限,仅有印花机两套。王稼瑞为增添设备,与上海巧新织机厂老板的儿子拉上了“继拜亲”关系。巧新是制造印花机的工厂,王稼瑞凭这个关系,向该厂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赊购印花机,以减轻其本身的银根压力。上海恒丰分厂在开业之初,专为沪上各印染厂代行加工业务,惨淡经营一年后,因业务发展不错,就停止加工业务,自己印染色布。王稼瑞本人也决定常驻上海,而将宁波总厂和裕成棉布号业务,均委托李贤钊负责。

  抗战爆发后,由于上海厂地处法租界,日军起初未曾进驻,因此可以继续生产,出产的“金榜乐”士林兰布、“九恒”毛蓝、色哔叽、“恒丰塔”与“五子夺魁”等花色布以宁波为中心,俏销内地各省。其时长江流域战火弥漫,沪甬航线封锁停航,上海运甬货物,只能由帆船装运至三北庵东或象山石浦等地,再转运至宁波。而宁波也成为通向内地的唯一转运海口,各种工业品一到宁波,消息就会不胫而走,甚至货未到埠,汇单已塞到卖方手里,不仅本省的金华、兰溪一带商帮来宁波办货,江西、湖南等地的商帮亦纷纷来甬,因此这段时期内恒丰上海厂通过宁波转运到内地的布匹为数很多,产品风行一时。

  1946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从敌伪那里接收了一批企业。王稼瑞拍下一家位于新加坡路(后改名余姚路)的企业。1946年4月进驻该厂,名谓“恒丰二厂”。由嫡子王良玉任经理,侄子王企云为厂长。连续购置织布机、纾子机、简子车、整纱机、浆纱机,与宁波恒丰厂配套,成为完整的织布、印染厂。在上海北无锡路建立批发所,生产、销售一条龙。宁波恒丰厂则托付给亲戚朋友管理。王稼瑞一跃成为泸甬有名的纺织业老板。

  抗战胜利后,王稼瑞在家乡修太白庙、王家祠堂,并出资购买救火工具,建立了天童街最早的水龙会。

  1937年,王稼瑞在后山下建造五间二弄楼房,命名为王吉房,木结构,坐北朝南。抗战胜利后又建造东厢房楼屋两间。吉房建成初期,主要由其父图先生居住。吉房地势高,那时前面没有高房子,站在门口,天童下街头房子一目了然。

  王稼瑞曾托付其父,青黄不接时,绝对不能让父老乡亲挨饿。每月,除了父亲的生活费,他还会多寄一些钱款用来救济那些面临断炊的人家。遇冬天雨雪天气,其父图先生总是在门口张望,哪一家烟囱有几天没有烟了,这户人家肯定是断粮了,于是叫人送粮送钱上门。有时是断炊人家到图先生处借钱,图先生从不回绝。但也有个别赌博输了钱的,无路可走,也去向图先生求助。图先生总是耐心劝告:人要靠做,赌是发不了财的。话虽这么说,钱还是借给他。因为王稼瑞曾对其父说过,要是天童街饿死人,他做老板的也没有面子。

  天童街,特别是下街头人,有些人在乡下没有田,没有山,无法生活下去,也有的因田里欠收,无可奈何去上海寻活路。到了上海无亲无友,无奈之下,就找到恒丰厂,恒丰厂里管饭的师傅见是天童街同乡人,就让他们在厂食堂里吃饭。王稼瑞知道是天童街人,会关照管饭师傅:“天童人来厂里,你们不可以赶他们,要让他们吃饱。”这样首先让其找工作,实在找不到的,由其本人向王稼瑞要求。而王稼瑞呢,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给其安排事情做。这样天童街同乡人带人,有很多人都去了上海恒丰厂。不但天童街的人,下三塘的也有好多人进入上海的恒丰厂。有一次,王稼瑞为父亲送丧办酒,在酒席上说:“下街头还有多少没有行业的人,算算看,都出去。没有行业咋过日子呀!”于是下街头一些没有事情做的人都有了出路。

  据老人回忆,1940年,宁波大荒,王稼瑞出资在吉房施粥,一连办了两个多月,帮了很多穷苦人。每年青黄不接时,他都会在老家施粥。

  王稼瑞个子不高。有一次,他坐小车出去谈业务,驾驶员身材魁伟,还穿了一身海虎绒大衣。车到目的地,客商出来迎接。首先下车的是司机,外地老板一看司机身材魁梧,派头很大,误以为他就是老板,纷纷迎上前去。司机摆摆手,手指着车里坐着的人,为老板打开车门,王稼瑞缓缓下车,客商们呆了一下,才回过神来,把王稼瑞迎进了会客室。

  司机和老板是同乡人,王稼瑞对他非常信任,凡司机帮天童街人找工作,王稼瑞总是有求必应。所以为王稼瑞开车的司机,在天童街也很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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